自漢武通西域以來，中原王朝或華夏北方政權多次遷民開拓敦煌地區，漢人、鮮卑人逐步超過原來的土著，成爲當地人口的主體，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諸多大族。
擁有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的漢人開荒屯田、興修水利，驍勇善戰的鮮卑人養馬畜牧，兩個族羣各盡其能，可謂涇渭分明。
但到了唐朝，因朝堂策略引發雙方產生了嚴重衝突，曾在莫高窟留下諸多歷史遺蹟的鮮卑氏族消失了，於是沒有後顧之憂的中原士族開始大力發展更適合漢人社會生活的農耕經濟，將大片適宜遊牧的天然草場開墾爲糧田，並因此使得敦煌地區的糧食產量達到了古代的最頂峯。
但是物極必反，因爲濫墾濫伐，再加上過度灌溉，沙、瓜兩州的生態環境終於崩潰，原本水土肥沃、草木繁茂，面積多達十數萬平方公里的綠地逐漸轉化爲新的沙地和戈壁，而曾經創造繁華盛景與燦爛文化的敦煌與瓜州兩座古城也變成了殘垣斷壁，漸漸掩埋於歷史的塵埃之中。
不過，親眼見識到敦煌千年前後狀態的巨大落差，李曜並沒有觸景傷懷，反而覺得靈臺一片清明，想出了一個便於執行自己宏大計劃的新切入點。
正如老子曾經曰過的一句話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爲和。
陰陽者，乃天地之道，萬物之綱紀，變化之來源，生殺之本始。
世間的人與事，皆兼具着對立而不絕對的兩面性，總是善與惡、利與弊相互並存。
相同的一件事物，在不同時代通常會時好時壞，時善時惡。
後世被公衆猛烈抨擊的“財閥”自然也不例外。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業者，俱都懂得以正反兩面去看待事物，他們不僅會善用事物的正面，還會善用事物的的對立面。
所謂“趨利避害，化弊爲利”，便是說的此道。
唐朝雖然有着嚴格的坊市制度與宵禁制度，但在天高皇帝遠的沙、瓜兩洲卻顯得異常寬鬆，而唐朝建立之初實行的扶商政策，更促成了這一地區外貿經濟的空前繁榮。
在李曜看來，這個時代的敦煌簡直就是一塊絕佳的資本主義萌芽地。
“西沙貴坊”就像一粒埋進土裏的種子，若想讓其成長爲世界上第一家“財閥”，乃至由多家“財閥”組成財力更雄厚和勢力更龐大的“財團”，並以此來帶動整個敦煌城走上原來時空中十三世紀佛羅倫薩的經濟發展軌道，當然還需要李曜的精心呵護和栽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便是締造一個穩定的地方政治環境。
因此，李曜覺得只憑一份奏摺顯然還不能讓自己的便宜老爹對敦煌的中原士族放心，難保他還會相信某些近臣的餿主意，沒完沒了地派人來繼續折騰，於是她便建議張護拿出實際行動向大唐朝廷表明忠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貧道覺得今上顯然對你們這些敦煌的中原士族不放心，否則朝廷也不會一直不在沙州設立刺史、長史、司馬等主官，甚至改沙州爲西沙州，大有降格、廢置之趨勢，興許過不得多久，西疆還會有第二個賀若懷廓大駕光臨，到那時只怕貧道已身在異地，可沒有辦法再幫張參軍讓別人病故了。”
聰明人不需要別人太多點撥，升官欲與發財欲同樣強烈的張參軍聽了李曜的這番話，只片刻工夫，便做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但絕對讓唐皇李淵既放心又開心的決定派遣自己唯一的嫡子張棟隨同李曜一行前往長安，名爲赴京求學，實爲入朝爲質。
“道長在看甚麼呢可是有甚麼心事或者說有甚麼事物忘拿了麼三郎可以馬上派人打馬回去爲道長取來。”
李曜正想着，耳畔忽然傳來張家大少爺張棟一而再，再而三的問話，殷勤之意溢於言表。
李曜暗暗翻了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