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貫晉升爲檢校太尉，獲得武官最高一級職位。也是這一年的同一個時刻，童貫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爲止前無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與國家出使遼國。據說，這件事情是童貫策劃的。原因是此階段西線無戰事，童貫靜極思動，想到東北方向的遼國去看看是否有什麼機會。
儘管此時童貫的聲望如日中天，然而，畢竟這是代表皇帝與國家出使外國，因此，還是有大臣提出疑義，認爲以一個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實在有礙觀瞻，會讓人小看爲偌大一個國家無人可派。
誰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當以童貫爲驕傲“契丹人聽說我國有一個童貫，屢屢打勝仗，很想見識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遼國的情形。”7於是，把他的官職加爲檢校太尉，以端明殿學士鄭允中爲正使，以太尉童貫爲副使，前往遼國進行國事訪問。從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輕佻的性格他不大會讓自己被世俗的、傳統的、刻板的東西所束縛。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藝術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絲不苟的規矩與程序。徽宗皇帝的這一次浪漫，爲帝國的滅頂之災和千萬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長的伏筆。
不久，童貫終於得到了開府儀同三司這個崇高的職銜，這也是一項打破歷史傳統的安排，就是說，也是前不見古人的。又不久，童貫受命領樞密院事，成爲全國僅次於皇帝的最高軍事首長，開了宦官主持樞密院之先河。然後，拜太傅，封涇國公爵，就此，童貫位極人臣，輝煌燦爛。當時，人稱蔡京爲“公相”，稱童貫爲“媼相”。我們知道，“媼”是老年婦人的意思。
平心而論，蔡京的政治生命力應該算是極其強悍的了。童貫與蔡京不同。從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間，童貫一直順風順水，青雲直上。其間，除了晚年收復燕雲一役，皇帝略有不滿，畢竟最後花費重金卻買來幾座被金人洗劫一空後的空城，也因此導致此人短暫離職之外，他始終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謊報軍情、謊報戰功、建立數萬人唯他一人之命是從的親軍勝捷軍時，皇帝都怡然不以爲意，將全國軍權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這裏面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一般都視宦官爲家奴，認爲他們已經斷子絕孫，因此不會有謀權篡位的政治野心，頂多貪圖一些富貴而已。揆諸歷史，中國的確沒有宦官當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們常常會忽略，爲了保住富貴，這些人卻是可能謀財害命和幫助別人謀權篡位的，目標當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導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個因素則是，在偌大的後宮裏，皇帝每天只能與這些人朝夕相處，感情上自然不同。
我乾脆將北宋末期的六賊一起講了算了。
“北宋六賊”乃民間對北宋年間六個奸臣的合稱，這六個人分別是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基本都是宋徽宗時期重要的大臣，這六人朝廟之上結黨營私，貪贓枉法、荒淫無度；私下濫使職權以魚肉百姓爲樂，將民間弄得烏煙瘴氣，滿目塗炭，是導致當時江南方臘起義和金朝入侵中原的罪魁禍首。
這六賊的叫法還是來自當朝的太學士陳東，徽宗禪讓，讓他的兒子欽宗即位後，試圖中興宋朝，多有革新。陳東鑑於時事危機，爲重振朝綱，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聯合其他愛國太學生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其實應該是七賊，漏掉的那個就是水滸傳中我們特別熟悉的高俅，至於爲什麼陳東沒將高俅算進去，我後面再說。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家道殷富。原是太學的上舍生，才華出衆，善於迎奉。崇寧二年登進士第，金殿唱名時，皇上見此人眉高聳秀，目睛如金，風度翩翩，覺得似曾相識，可一時想不起具體時間和地點。在御座旁的蔡攸悄悄地奏告，他就是皇上即位前在礬樓飲酒時所遇到的那位美少年。皇上這纔想起當時他爲汴京嘌唱名妓李春嬌擊鼓伴奏，還稱讚他瀟灑風流，豔福不淺。如今金殿重逢，雖上下尊卑有別，但故人相見，倒也感到親切。只是王黼原名王甫，與東漢一個宦官同名，皇上遂賜名爲黼，表示對故人的恩寵。
王黼及第後曾當過州縣屬官，後與何志共同編修九域圖志。何志是何執中的兒子，向父親推薦王黼之才。何左相也大爲賞識，拔擢爲左司諫，以後又讓他負責收集和整理皇上祕藏的鼎彝寶器，撰寫宣和殿博古圖。他經常出入宜和殿，能探知皇上的心意，不失時機地上書爲蔡京“鳴冤叫屈”，說他“爲相八年，道全德備，功勳書於青史，大名使鼎彝增光”。而張商英用危險的理論來“鼓惑百姓，誹謗新政，動搖國是，應該重貶”。皇上看了他的奏章，認爲他能“秉公立言”，所言符合自己現在的心意，感到何執中的舉薦非虛，此人真是個人材。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成都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俶儻，豪視一世。當時是爲數不多敢於說真話的正直之臣。張商英曾經勸誡徽宗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僥倖取寵的小人。有一次，他讓人整修昇平樓，還特意告誡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裏，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裏去，不要讓他看到。
崇寧初，商英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是個人都能看得出來，御史多半被蔡京買通了。
元祐黨籍在當時是奸黨名錄，王安石，蘇東坡這些人赫然在列，不但要銷燬他們的書籍，更是讓子孫後代永不爲官，更不得踏足東京城半步，可見這樣的有多麼嚴重。
王黼當上太宰後，善於經營周圍的那些關係，對親王貴戚和皇上身邊的內侍和衛兵，則濫加賞賜，進行籠絡。結果引起朝廷內外的不滿，倉庫空虛的祕密終於被人戳穿了，還是以失職罪被罷官。然而時隔不久，他又升爲翰林學士承旨，專掌制誥詔令。到此時蔡京才瞭解王黼是天子門生，自己千方百計想把他趕走，卻把他趕到皇上身邊了。別看他初出茅廬，但善於利用執政大臣間的矛盾，縱橫開闔，翻雲覆雨，在短短的三年裏，就從司理參軍升到翰林學士承旨，由從九品的地方小官升爲堂堂的正三品大員，連升了十三級，晉升的迅捷在宋王朝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