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去往衙署的馬車上，吳永麟卻沒有了風花雪月的心情，他想到了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如果自己間接成了明末的張獻忠，自己來到這片土地上到底是對還是錯
公元前310年，由張儀主持，秦國正式修建成都城。張儀此次建設成都城的標準是：“與咸陽同制”，意思是說，成都城採用了和秦都咸陽一樣的規模，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國上下對蜀國的重視。古人早就說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作爲蜀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都後來所遭受的毀滅性打擊，足以讓所有人觸目驚心。
第一次毀滅性打擊發生在東晉年間，打開災難之門的人叫桓溫。在三國魏晉南北朝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時期，桓溫是一個響噹噹的著名人物。此人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其極端心態與不擇手段，幾乎和南宋的秦檜如出一轍。
公元298年，北中國大多數地方都遭受了可怕的饑荒和瘟疫。爲了在亂世中存活下來，人民不得不逃離家園，企圖找到一塊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這其中，李特帶領由氐族人組成的一支流民隊伍，從甘肅略陽輾轉來到了四川。天府之國四川比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略陽要好一些，至少它不缺水，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後，四川地區水災明顯減少，李特和其他的流民們慢慢在此地安頓下來。他們多半以賣苦力或是做小商販的方式，過着半飢不飽的生活，但到底要比在家鄉活活餓死好得多。三年以後的公元301年，腐敗的西晉政府突然下令要求全國的流民都必須從暫住地返回故鄉。在執行朝廷的這道命令時，短視而貪婪的益州就是現在的成都刺史羅尚認爲這是一個天賜的發財機會，於是下令在他的轄區內遍設關卡，當流民從這些關卡經過時，守護關卡的官兵便將他們隨身所帶的錢財搜刮一空。至此，流民們憤怒地發現，當他們在面對北方的饑荒仍然沒有丁點好轉，八王之亂還在繼續，而自己那點可憐的錢財隨時可能被羅尚巧取豪奪時，他們要麼在回老家的路上餓死，要麼就是揭竿而起。流民們在官逼民反的情況下選擇了造反，而領導這些流民造反的，就是那位略陽鄉下的農民李特。流民起義的隊伍如同滾雪球一樣不斷壯大，此後，李特戰死，其子李雄被推爲首領，303年冬天，李雄攻佔成都，三年後，在範賢等人的擁戴下，李雄即皇帝位，建國號大成。因爲後來李雄的弟弟李壽即位時，曾改國號爲漢，故歷史上把這一政權合稱爲成漢。李雄稱帝后，用簡單而有實效的方法統治益州，當中原的西晉一片民不聊生的慘狀時，經過李雄的治理，益州卻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榮昌盛。李雄死後，襲其位的李壽及其子李勢都是荒淫無道的昏君，安定了三十多年的益州重又陷入了亂世的怪圈中。李雄時期，西晉帝國就已經在多重打擊下滅亡，司馬家族的司馬睿南逃到建康，建立了一個偏安的王朝，那就是東晉。當成漢在李壽和李勢父子的折騰下奄奄一息時，經過多年休養生息的東晉已經有了征伐成漢這種割據王國的力量。公元347年，東晉派出荊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率兵攻打成漢。桓溫的軍隊溯長江而上，通過長江三峽進入了成漢地盤，駐守在川東的鎮東將軍李位向桓溫投降。此後，桓溫留其部將與成漢守軍相峙於樂山一帶，他則自帶一支輕騎晝夜兼程飛赴成都。在成都郊外，桓溫三次擊敗成漢軍隊，成漢末代皇帝李勢匆忙棄城逃往廣元昭化。在那裏，窮途末路的李勢聽從了隨行官員的勸諫――向桓溫投降。作爲割據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勢最終的命運與劉禪頗爲相似：他們同爲投降的亡國之君，都被勝利方帶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類的爵位，最後都客死他鄉。桓溫是東晉名將，也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世說新語裏記載了他相當多的軼事。從其中一則軼事裏，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名將身上的詩人般的浪漫情懷：桓溫北伐經過故鄉時，看到早年種的小柳樹已長至十圍，於是爲之流淚，發出了“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但是，在對待平定成漢，防止蜀中再次割據的問題上，桓溫一點也不浪漫，完全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認爲成都由少城和大城兩座互爲犄角的城池構成，易守難攻，容易被人利用來建立一個獨立王國。於是，他下令拆毀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單一的大城。這是成都在歷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毀城之殤。
時間是撫平創傷的最好的醫生，對人如此，對一座城市亦然。當桓溫以一個政治家的冷酷將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後，人事代謝，江山鼎故，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歸於一統的隋朝時，成都呈現出一派比過去更加興旺發達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爲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羅城的修築。878年，唐朝皇帝――是時爲唐僖宗――批准了高駢修建羅城的請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預測到了自己將在三年後由長安奔赴成都避難一樣。這座名爲羅城的新城，它以張儀所築的秦代成都城爲核心，再向四面擴展，不僅將秦城完全包容於內，還新開拓出巨大空間，以供此前已顯得非常擁擠的市民能夠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羅城周長爲二十五里，相當於秦城的兩倍。更爲重要的是，羅城將原來流經城西繞城南東流的郫江改道，由羅城之北繞城東南流，從而利用岷江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環狀護城河。同時，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將其從城中由西北向東南劃過並與此前開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連，成爲市民的飲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毀滅性打擊是宋元交替時期。衆所周知，宋太祖懲五代時期軍人擁兵自重而威脅國家安全之訓，將宋朝設計成了一個以文官爲主體的由皇族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家。軍事上軟弱之時偏偏又列強環伺，因而長期採用金錢換和平的辦法，雖與周邊異族政權不時有摩擦，但總算維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對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裏騎馬射箭的女真人牧馬南下，徽宗和欽宗二帝被擄，康王趙構南逃杭州再續大統，是爲南宋。與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勢。在南宋和金，以及後來滅了金的蒙元的對峙中，地處長江上游的四川這時已不再像唐朝那樣是安全而穩定的後方，而是陰差陽錯地成了前線。由於蒙元和南宋都意識到四川的重要戰略意義，因而雙方對這一地區的爭奪便空前激烈，順理成章的後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爲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禍的頻率便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時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於種種考慮，主動放棄成都，將兵力壓縮到川東一線，以確保長江中下的安全。按理，這時的成都應該是安全的。但事實恰恰相反：南宋軍隊的襲擾和不服蒙元統治的成都民衆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爲光火。這一時期，毀城和屠殺便是成都不斷遭受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