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信剛剛說完，楊逍就緊接着問道：“那臣子們的諡號有沒有規矩呢是不是也像皇帝們那樣規矩甚嚴”
獨孤信笑着答道：“好一個急性子，其實對於臣子的諡號，又有有文諡與武諡之分，諡號又有美諡與惡諡之分，如同文天祥、岳飛等民族英雄而言，死後諡號一般都是美諡。關於諡號又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文官大多都有一個夢想死後應當諡爲文正。漢朝恢復諡號之後，諡號也開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文臣的諡號以文字爲首，沒有固定的搭配詞，武將則以武字爲首。周逸書諡法解中記載：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勤學好問曰文；博聞多見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能定典禮曰文漢朝恢復諡號之後，唐朝之前，這一段時間一般臣子的諡號都以文而諡，單一個文字便將臣子的一生概括。直到唐朝，著名的諫臣魏徵讓唐太宗既愛又恨，魏徵死後，唐太宗認爲一個文字無法對魏徵一生的貢獻做出全面概括，於是便在文字之後再加上一個貞字，因此魏徵被諡以文貞。文貞的本意可能是諧音魏徵的徵字，也可能是對應貞觀之治的貞，無論是哪一種，這都是唐太宗對魏徵的最高的認可，所以自此之後，文貞便成了唐朝文臣最高的諡號。
不過文貞這個諡號的確定，最初還是有一些坎坷。文貞剛剛確定之後，很多大臣對於文貞這個不合禮法的諡號，抱以不認同的態度，認爲諡號當與禮法相同。直到玄宗皇帝親自下詔給宰相張說諡號爲文貞，才結束了這場關於文貞合不合禮法的爭論，文貞也自此成爲文臣最高的諡號。在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政權之後，北宋王朝建立，宋朝沿襲了唐朝的諡號制度，北宋建立初期，幾爲政治突出的文臣，如王旦等人都被諡以文貞。到宋仁宗執政期間，因宋仁宗名趙禎，禎與貞諧音相同，自古最忌諱的便是與皇帝名字同音。宋太宗趙匡義以與其兄宋太祖趙匡胤同匡字，改名爲趙光義。所以說文貞與宋仁宗之名產生了衝突，爲了避當朝皇帝名諱，文貞便改爲文正。按周逸書諡法解中記載正的解法爲：內外賓服曰正；大慮克就曰正；內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潔曰正；圖國忘死曰正；內外無懷曰正。文配以正是爲文正，按照諡號解法來看，文正可以說是對文臣一生的極高讚揚。在宋朝第一次出現文正這個諡號之時，司馬光提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而後文正便徹底取代文貞成爲文臣諡號之首毫無疑問是美諡。”
石猛道：“我記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世人稱其爲范文正公，就是這麼來的嗎”
獨孤信道：“宋承唐之韻，北宋以後，出現了一個極其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文官的職位愈做愈高時，便會夢寐以求的想得到文正這個諡號。有言爲：生晉太傅，死諡文正，配享太廟，這簡直是諸多人臣追求的最高目標。而作爲最高統治者的帝王君主，卻一般不會輕易將這個諡號賜給大臣。因此，歷史上，但凡能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無一不是文人的標杆，同時也是世人的楷模，並受到子孫後世的無限敬仰。”
楊逍又問道：“歷朝歷代的文臣們，能夠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人除了石大哥說的范仲淹，還有誰呢”
獨孤信答道：“文正這個諡號，說白了實際上就是大唐時期的文貞。歷史上第一個被諡爲文貞的名臣，就是給唐太宗謝過諫太宗十思疏的魏徵魏玄成。爾後，陸象先、宋璟、張說等人亦得到了文貞的諡號。到了大宋初期，李昉、王旦都被諡爲文貞。總體而言，整個宋朝，得到文正諡號的只有范仲淹、司馬光等九人，而這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范仲淹了，范仲淹諸事皆能，書法、填詞、寫詩、軍事、政治、經濟、爲官，都是歷史人臣的頂流，他不畏強權，三次被貶，然仍不改其鐵骨錚錚之爲官風範，最後青史留名，范仲淹被諡爲文正，那是再合適不過了。”
石猛仍然疑惑不解道：“都說諡號爲文正千好萬好，到底是9爲什麼呢我聽你們兩個說了半天，也沒有弄清楚它的來由，還是一知半解的。”
獨孤信道：“那就請二位容我再一次引經據典，好好地掉書袋吧。逸周書諡法解的記載爲：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勤學好問曰文；博聞多見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能定典禮曰文；經邦定譽曰文；敏而好學曰文；施而中禮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剛柔相濟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萬邦爲憲、帝德運廣曰文；堅強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聖謨丕顯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純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與賢同升曰文；紹修聖緒曰文；聲教四訖曰文。上述是有關文的。接下來是有關正的：內外賓服曰正；大慮克就曰正；內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潔曰正；圖國忘死曰正；內外無懷曰正；直道不撓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儀不忒曰正；精爽齊肅曰正；誠心格非曰正；莊以率下曰正；息邪詎詖曰正；主極克端曰正；萬幾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無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石猛嘆道：“原來任何一個稱號的得來都不容易啊古往今來的人們都重死如重生，分外的看重人死後的哀榮。而這個習俗也延伸爲人們對諡號的重視，聽了獨孤賢弟的一番話，我才明白文臣的頂級諡號是文正，文官們往往看重這些，那這就不可避免地成爲文官們爭相眼紅的對象。”
獨孤信笑道：“是啊物以稀爲貴嘛全唐書有：諡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說一個人的諡號直接和他的言行有關。有大德之人受上諡，小德之人受下諡。而文正真正被文官爭搶，還是因爲司馬光的話：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他認爲文正包含對文臣道德和知識的雙要求，是諡號之頂級，沒有什麼諡號可以與它比肩。再加上司馬光文壇、政壇領袖的地位，他在當時影響力極大，他的話一出，就帶着政治力量和文化號召力，很快就被衆人認同。所以，諡號背後隱藏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榮辱興衰，更是一個個時代的縮影，看得到一個位極人臣的貢獻，還看得到他諡號背後的貢獻與當時社會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