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後語大臣雲：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享天年。又立誓碑定製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故宋代歷來以富國重文而治，士人得到厚視倚重。從此，在整個大宋王朝，重文輕武成了基本國策，也成了時尚。”
楊逍道：“我記得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此言誠然也。北宋時，幅員遼闊，統治者意在守勢，富國而不強兵。有宋一代，無論經濟、文化、科技等，皆足以令人注目、心生嚮往。其輝煌成就，前所未有，極盡一時繁華。”
獨孤信道：“其時農業、商業、製造業、手工業、開採業諸類經濟發展興盛勃發。詩詞、歌賦、雜技、戲曲、民樂、小說、繪畫、書法、建築等藝術發展高度繁榮，文人墨客，名士風流，風騷冠於宋代者衆矣。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三端便誕於宋代，彪炳史冊。當斯時，宋室既無秦之霸氣，又乏隋唐之豪氣，是以臣民優養日久，積弱弊生，在相對寬鬆之生活環境中，上至王公貴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於閒逸散漫，尋求紅塵樂趣，過慣瀟灑自在，而無憂患之想的生活。”
石猛道：“那時候，上至王公貴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於閒逸散漫，尋求紅塵樂趣，過慣瀟灑自在，而無憂患之想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十分愜意不假，可是愜意久了人就容易消磨了意志，人們常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大宋王朝的人民習慣了寧靜祥和的生活，豈料繁華夢醒，北宋終在一派倉皇的景象和唏噓聲中落幕。兩宋之交，戰禍綿延，君臣南渡，江山飄搖。南宋小朝廷奔逃江南，偏安一隅，勉延宋祚，百五年間，時勢多幻，繁華雖不及汴梁，但江南魚米富庶之地，仍稱得上是小康昇平，難怪乎林升要在詩中大發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慨”
楊逍這時候也說道：“宋朝可以說是我們之前的歷史上文化最精緻、最絢爛、最成熟的時代，都會的繁華富饒、物產的阜盛華貴、文學藝術的綺靡雅麗，皆令人懷想至今，尤其對於文化人而言，宋朝文人的地位十分高，這也讓歷代文人都十分羨煞。而這些都離不開宋人的風雅。風雅到無論男女，都喜歡頭戴鮮花。”
獨孤信笑道：“宋朝人戴花，不僅僅文人戴，武將也戴。這其中作用最大的便是宋朝皇帝了。他們不僅鼓勵戴花，而且還以身作則，以彰顯大宋朝的文雅之風。據歷史記載，宋徽宗每次出遊回宮，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隨從的臣僚儀衛，也都賜花配戴。不僅如此，他還制定一些規則：賜給隨身的衛兵每人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有宮花錦襖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內。有了皇帝的追捧，自然民間也樂此不疲。而且被皇帝賞花可是達官貴人才有的殊榮，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可以隨意僭越。當時人作詞雲：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到了宋真宗時期，戴花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層面。戴花成爲了宋朝的國家禮儀制度，對什麼人戴什麼花，什麼級別戴幾朵花都作出了明確的要求。史書中就記載了百官上朝的戴花制度：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閣門催班，羣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可見皇帝召集朝會，戴花已經成爲了百官必須履行的程序。而且宋人所戴的花，也有有生花與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時令鮮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絹類織物製作而成。宮花屬於像生花一類，是宮廷特製的賞賜品。一般都是由皇帝賞賜給有功之人。宋人的戴花習俗已經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雖然普通百姓並不能戴一些較爲名貴的花，但是隨着當時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戴花習俗開始平民化，社會的等級也遠不如前朝那般固化。但是這也是致命的，宋人的戴花習俗，是宋人的奢靡生活的一部分，堵塞了宋朝的血管，整個國家空留一副文雅的軀殼，最終倒在了北方馬蹄之下。”
石猛道：“雖說宋人的戴花習俗是宋朝文人騷客儒雅的一面，甚至可以說是羸弱的。西苑雅集，翩翩文人英辭秒墨，詩情畫意；汴京郊外，絕世佳人騎馬踏青，春意濃濃；勾欄瓦肆，歌舞昇平，通宵不輟；市肆食店，集四海之奇珍，八荒之異味。歷經了三百多年的宋朝稱得上是歷史上最爲繁榮、風雅的時代不假，可大宋王朝的積貧積弱也是史上絕無僅有的。”
獨孤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接着石猛的話頭說道：“我記得北宋王朝一個得意形象，號稱北宋多名相。北宋王朝的名相非常常見，可謂是一抓一大把。相關的光輝事蹟，甚至各位名相們的詩詞佳作，全是流傳千年。堪稱羣星燦爛。但更尷尬的事實是：擁有強大名相團隊，恨不得隔幾年就冒出個名相的北宋王朝，非但沒有富國強兵，相反越來越慘淡，最後活活在金國鐵蹄下，悲慘斷送了半壁江山。”
楊逍道：“大哥哥不說，我還真是沒有想到，北宋王朝的名相確實非常常見，他們的光輝事蹟，甚至各位名相們的詩詞佳作，在民間都廣爲流傳。可是這麼多的所謂名相，也沒有幫助皇帝老兒把國家治理好。好不容易站出來一個務實的拗相公王安石，還被人們百般擠兌。”
石猛也發問道：“北宋王朝只是有名相，沒有名將，戰鬥力怎麼不弱”
獨孤信答道：“北宋王朝的財政收入幾乎都用來養兵、養官、繳納歲幣了，再富的國家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財政始終捉襟見肘，而這也正是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的重要原因。所謂積弱，也並非宋朝軍力就真的弱，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北宋王朝的以文抑武和變態的軍制――兵不知將、將不識兵――註定無法產生真正的名將，僅能使武將不能造反而已，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