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最後的時刻（求訂閱、求月票）
除了經濟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參戰的各國造成的印象太過於恐怖和慘烈了，以至於英法等國的老百姓在戰後不斷地在進行反思，“反戰求和”願望非常的強烈。
英國在一戰中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戰爭雙方開支達1800億美元，無數城鎮化爲廢墟，各國財政一片蕭條。可怕的戰爭大屠殺幾乎影響到全國所有家庭，它對英國人傳統的心安理得、高枕無憂的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人們對戰爭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厭倦，並進而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表示恐懼，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據悉，戰後英國出現了許多頗具影響的“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最大的“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和平主義運動風起雲涌。
這些個人和組織公開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揹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呼籲拒絕支持或效力於任何付諸武力的政府所從事的戰爭。之後英國和平主義組織進行了民意測驗，90％的人拒絕參戰，反戰求和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和平主義者鼓吹和議、呼籲太平的同時，卻消極地宣揚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詛咒戰爭，詆譭軍備，不僅模糊了人們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使人們混淆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解除了人們對戰爭的警覺。一味反戰的社會情緒，很大程度上爲政府參戰製造了輿論壓力，制約了政府的決策。
面對“社會太平”的反戰求和思潮，英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對外策略的調整。他們認爲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對於二戰前爆發的諸如慕尼黑悲劇之類的事情，英國首相張伯倫甚至相信，讓德國恢復國土就可以保持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平穩定的關係，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並且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
這不僅反映了英國民衆狹隘樸素的“避戰求和”心理，也掩蓋了張伯倫害怕戰爭的心態，迎合綏靖需求。可以說，“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正是英國統治階級推行綏靖主義的溫牀，更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幌子。
反戰怕戰是一回事兒，但這並不能當做藉口，事實上英國當局的政治安排也別有用心。因爲在英國的那些政治家眼中，扶德抑法，保持歐洲均勢是他們既定的國策。
“歐洲均勢”政策是英國傳統外交的核心之一，通過歐洲大陸德、法、俄的互相牽制，達到“實力均衡”。然而，一戰的爆發極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
戰後，《凡爾賽和約》確定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法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建立起了包圍德國的小協約國體制。因而，法國成了英國最危險的競爭者。甚至於連勞合·喬治都強調說“法國是唯一可能給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
因此，英國這時的均勢政策是要加強德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從而在德法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衝突又互制的關係，用以維護及加強英國在歐洲政局上的地位。
爲此，英國一方面積極支持德國擴軍、毀約，以振興德國，恢復其大國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國接受有利於德國的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從而防止出現一個支配歐洲而同時支配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偌大軍事強國。
作爲一個世界大國，“勢力均衡”的舊傳統和“光榮孤立”的影子使英國始終定位在充當歐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國當時對外政策的主題。
就連丘吉爾也毫不避諱地說過：“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個，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怕別人說我們親德反法，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會以親法反德”。
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國保持歐洲均勢的一種手段，通過均勢，它將更大程度上實現並保持歐洲霸權。
還有就是，英法等國還非常樂意以德反蘇，實現“禍水東引”。
面對戰後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深度恐懼：無產階級運動一旦席捲英國，資產階級必將面臨滅亡的境地。因此，積極反蘇反共也是英國當局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鑑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趨向，德國成爲東方反蘇的第一防線，尤其是1939年德國積極東進的攻勢，令英國暗自慶幸：作爲防止共產主義的屏障，納粹幫了歐洲一個大忙。
他們相信，“禍水東引”是摧垮無產階級的捷徑，如果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社會主義蘇聯，使蘇德之間發生衝突，彼此在戰爭中兩敗俱傷，那麼英國
的霸權和利益就能安然無恙，歐洲均勢將得到更大程度的鞏固。
英國首相張伯倫自鳴得意，把《慕尼黑協定》吹噓爲“輝煌的勝利”，以爲“禍水東引”已告成功，從此“希特勒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完全不捲入了”。
正因爲如此，1938年9月29日，英法兩國爲避免與納粹德國之間的戰爭，簽訂了《慕尼黑協定》，犧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利益，將蘇臺德區割讓給納粹德國。
而英法之間的這種舉動卻讓蘇聯方面非常的警惕，隨後斯大林爲了保護蘇聯的安全及利益，決定放棄與英法共同對抗納粹德國的政策，反而與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關係，希望納粹德國先和英法打起來。
爲了能和德國人處好關係，蘇聯人還爲德軍封禁了自己的藝術家。衆所周知在一戰的時候，德國人曾經逼迫列寧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走了大片土地不說，還拿走了大量賠款，事後更是悍然毀約入侵。
因此戲曲家普羅科菲耶夫在1939年他將著名作家卡達耶夫的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改編成歌劇《謝苗·科特科》，作品描寫1918年德軍佔領烏克蘭時青年英雄謝苗·科特科的戰鬥事蹟，劇中的德國侵略軍全都是令人髮指的屠夫。
結果闖了大禍，莫斯科方面得知這齣劇的內容後，認爲如此描繪德國人是“不能容忍的”。每次排演都派官員來“指導”，官員逼着藝術家們修改。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示，只要把德國人改成白匪軍不就可以了嗎？最後將劇中德軍通通改成國籍不明的入侵者。
除了《謝苗·科特科》之外，還有當時赫赫有名的電影《女武神》，講述打擊德國侵略者而被打入冷宮，甚至是作者兼記者的愛倫堡描述法國人在德國鐵騎下受苦的《巴黎的淪陷》都沒有通過，因爲編輯認爲書稿中凡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字眼得刪去，凡遇到“打倒法西斯分子”的口號要改成“打倒反動分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