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衆人聽到“人民電影運動”幾個字，都大笑着鼓掌：“我們的電影是爲人民而拍，沒有比人民電影更好的名字了。”、“太祖說，文藝作品應該爲人民服務，叫人民電影運動，在政治上，我們就處於不敗的的地位了。”、“我覺得這個名字好，別人一聽就知道我們的理念是什麼，不像新浪潮，或者德國新電影，不是專業人士根本不知道他們要搞什麼。”
夏剛站起來，揹着手，用着彭總的口氣道：“從今天開始，少數精英把持電影話語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衆人都仰頭大笑，心裏頗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豪情。
許望秋也在大笑，不過他不像夏剛他們那麼樂觀。他知道在未來三十年，精英依然會把持着話語權。直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大衆纔會真正獲得話語權，精英階層對於真相和真理的壟斷纔會真正打破。
吳知柳是在場所有人中，除張一謀外年齡最大的，也是成熟的。在笑過之後，他看着許望秋，擔心地道：“我們主要是反精英主義，而歐洲電影就是典型的精英主義，我們去西柏林發佈這樣的宣言，會不會遭到歐洲電影界的抵制。要是媒體都不報道我們的宣言，那這事就搞不出動靜，也達不到我們的目的了。”
許望秋笑着道：“不會的。在我們退出威尼斯電影節後，全球很多媒體都進行了報道，這些媒體對我們的西柏林之行肯定是空前關注。到時候我們在西柏林發表宣言，媒體肯定會搶着報道。這個問題不需要擔心。”
吳知柳道：“不過這樣一來，我們還是把歐洲電影界得罪了，你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在西柏林恐怕很難拿獎了。如果我們的電影能在電影節拿獎，是對國內那些蔑視商業片，認爲商業片沒有藝術性的專家教授們的最好回擊。”
許望秋自信地道：“這個問題不大，德國新電影的維爾納法斯賓德，最開始也是玩那種晦澀難懂的純藝術片，但後來他意識到批判現實，應該讓觀衆看懂纔有意義，要是觀衆都沒有，別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那純粹是自嗨，後來他的電影風格就轉換了，在通俗故事中融合批判性，自稱是一名好萊塢的德國導演。他的理念跟我們幾乎是相同的，他在德國和歐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三大電影節拿了不少獎，他能做到的事，我們當然也可以。”
在場衆人重重地點頭，既然法斯賓德能做到，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做到。
劉林搓了搓手，激動地道：“既然我們準備在西柏林發佈電影宣言，那趕緊把我們的電影宣言搞出來。媽的，這事要能幹成，就算死了，也沒白到人世間走一遭”
顧常衛興奮地道：“還等什麼，趕緊把我們的宣言搞出吧”
趙禁也大聲道：“對啊，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電影宣言搞出來。”
世界很多知名的電影運動在開始前，總會有些重要性的理論著述或宣言作爲先導，比如“德國新電影”源自1962年的奧伯豪森宣言；而“彎彎新電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發佈的，由詹宏志起草；道格瑪95運動則是以拉斯馮特里爾爲首的丹麥導演，於1995年3月13日共同簽署道格瑪誓言，作爲標誌。
許望秋微微點頭：“我把你們叫到一起，就是準備把宣言搞出來。大家說說我們這個宣言應該怎麼寫，應該寫什麼內容，都說說吧。”
吳知柳道：“我們必須說清楚爲什麼搞這場運動，必須把面臨的問題指出來。”
張一謀道：“從去年到今年，我在東瀛呆了將近一年，對東瀛電影有了新的認識。東瀛電影是學好萊塢起家的，小津安二郎早期電影是學好萊塢，黑澤明則學約翰福特，不過他們在學習好萊塢的基礎之上，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發展出了自己的電影美學。我覺得我們應該以東瀛電影爲榜樣，不能爲了學而學，更不能丟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我們應該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之上，發展自己的民族電影美學。”
顧常衛道：“電影的鏡頭應該是活的，不應該是死的。攝影機鏡頭是人的眼睛，我們是攝影機看世界，攝影機應該是運動的，而不應該是固定的。”
在運動時期由於政治掛帥，大批電影工作者受到衝擊，電影事業基本陷於癱瘓狀態。運動結束後，精英們掌握了中國電影的話語權，他們卻幹着幾乎同樣的事，揮舞着藝術大棒，攻擊不符合胃口的商業電影。只要是商業片，就幾乎沒有不捱罵的。一個導演拍的電影票房大賣，反而會變成過街老鼠，看到其他導演都會躲，就像幹了什麼丟人的事。
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中國電影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實際上根基卻被毀掉了。精英們推崇的藝術片晦澀難懂，導致觀衆逃離電影院；電影院由於不賺錢，只能改成歌舞廳和錄像廳；電影廠由於電影不賺錢，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連供暖費都交不上了。
可精英們從來不認爲這一切是自己造成的，把問題推到審查上，說是審查導致了中國電影的困局；把問題推到政策上，說政府不拿錢支持他們搞藝術；把問題推到觀衆身上，說“中國電影垃圾是垃圾觀衆太多”，說是在“包餃子餵豬”。
魯先生曾經說過：“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許望秋就是那個跳出來大嚷的人，從78年發表論中國電影語言的現代化開始，他就一直試圖通過自己的文章和電影改寫中國電影的未來。但他沒能扭轉局面，精英們依然像上一世那樣把持了中國電影的話語權，商業電影被蔑視，商業電影導演被攻擊。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的喊聲驚醒張一謀、吳知柳他們。
現在許望秋帶着這羣同樣清醒過來的人準備發出更大的聲音，通過西柏林電影節這個舞臺向世界發出聲音，想要驚醒更多的後來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們希望自己這幾顆小火星，將中國電影這片雜草叢生的荒原點燃。
張一謀、吳知柳他們受許望秋的影響很深，不過他們終究是成年人，不同的生活經歷，讓他們的思想和理念都各有不同。張一謀認爲電影應該民族化，應該尋找民族美學；吳知柳認爲電影應該追求紀實性，應該關注當下生活；劉林認爲電影應該追求視覺效果，要緊緊抓住觀衆在討論的的過程中大家有分歧，有爭論，甚至有爭吵，但大家都清楚面對中國電影的困局，必須抱成一團，纔有可能打破“鐵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