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瑾帶着自己手下的十個人，加入那五六十人的隊伍，隨着一個管事模樣的老頭沿着官道往牢城營東面行去。走了半個時辰，衆人走到一處市井。
那地方就在官道旁，一座柳樹林子，中間一大片空地，有百十處客店，二三十處賭坊、兌坊。只見人來人往，南來北往，牽馬拉車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牽猴打鑼的雜技人，使槍弄棒的賣藥人，呼呼喝喝，好不熱鬧，真真是好一座快活林。
快活林地處要衝，山東、河北兩地的客商都來此地做買賣，聚集了極大的人氣。這樣的人氣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選擇，難怪那所謂的管營公子會選在這建酒樓。其父既然是牢城營的管營，自然不缺勞動力，起一家酒樓不費什麼本錢，加上又是一個地頭蛇，本地官面上的關係自然早就打點好了，就算外地有人看上了這一份產業，巧取豪奪，牢城營中隨時都能拉出一二百個亡命徒出來，那時即便是過江猛龍只怕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老管事帶着李瑾一衆囚犯，走到了一個丁字路口，只見其間有三百來平方的空地，不過上面還有一些殘垣斷壁，還有烏漆墨黑的燒焦痕跡，此地處於集市中間，偏偏又只有這麼一家酒樓被燒燬，只怕那管營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麼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門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說是破家縣令，滅門刺史，此言非虛。但凡心中貪婪，手中又有點權力，哪個不是想盡一切辦法巧取豪奪。
老管事將和李瑾一般被指爲頭目的五六個人聚集在一起，指着那一片廢墟說道：“就是這裏了，你們手腳快些，先將雜物清理乾淨，將能用的磚石材料留下來，再去那頭將材料搬過來，這就是今天的任務了。”幾人點頭。
接下來就是按照吩咐開始勞作了，李瑾自然不會親自動手了，先帶着自己那十個人上前，隨便說了一句，就讓衆人動手。李瑾則趁着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當然不會是逃獄，要是想逃，出東京的時候他就逃了，還用等到今天？只是李瑾實在受夠了牢城營裏一成不變的日子，找機會給自己放放風。
已經見慣了後世城市的繁華景象，穿越之後更是在東京這個繁華到了極點的城市生活了好幾年，快活林的熱鬧自然不會讓李瑾有什麼眼界大開的感覺，但李瑾還是爲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說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選了這麼一個通衢之地開展集市。從人流量判斷，就這麼一個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銀錢流通至少在五千貫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鋪的人只怕也不會只是什麼小客商。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說是最爲開放的時代，這不僅體現在政治環境的寬鬆，更爲明顯的一點則是民間百姓的市井生活。人們常說強唐弱宋，從軍事上來說，這一點無可辯駁，可一個國家不能只看它的軍事實力，更重要的評判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與它之前的王朝相比，還是與它之後的王朝相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爲幸福的一個朝代。不說五代十國這樣的戰亂時代，即便是與唐朝這樣的強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點半點。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麼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爲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地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再說稅收，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財總論》說：“祖宗盛
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沒什麼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爲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說：“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麼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