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8章 集權優劣
這一仗的開戰失利和戰鬥過程中的被動以至於所遭到的重大損傷，在毛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於是，毛勸告朱d，不可貿然進攻打鼓新場，建議召開軍委會議認真研究一下。
朱d把電報交給張聞天、周w來、王稼祥等傳看，爾後召開緊急會議對林b的建議進行討論。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
近20位與會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朱d的意見舉足輕重，他發言說：“林聶的建議，我們似可考慮，打鼓新場是通黔西的必經之地，如果攻佔了這個戰略要地，對我們西進極爲有利。 ”
會上，毛陳述了自己的反對理由：
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的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四個旅，如果紅軍對駐守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攻擊，那麼面臨的敵軍將不只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開始後，就將有迅速被敵人圍困的危險。
儘管毛再三闡述自己的見解。
很明顯大家沒有毛的眼光和智慧，看不到此戰的危險性，無奈衆人被打鼓新場的利益吸引，未被說服，爭論的結果是大家都贊成攻打打鼓新場，僅毛一個人持反對意見。
在軍事指揮問題上，出現不同意見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毛的戎馬生涯中，以一人之見反對大多數人的意見也不是頭一回。
在贛南會議、寧都會議上，毛都處於少數的地位，但他都服從了大局，等待戰役結果和歷史的結論。
事實證明，毛的意見是正確的。
而現在的情況不同，前有堵截之敵，後有尾追之兵，紅軍又處於窮鄉僻壤之間，稍有不慎，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毛不肯輕易退出，就用要挾的口吻說：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總政委了 ”
雖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軍委的領導，但畢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時相處也很隨便。
張聞天一見毛要撂挑子，也急了，說道：
“你不幹，就不幹吧。 ”
“好，我不幹 ”毛氣呼呼地走了。
這一走，反而鬧得更僵，經過表決，衆人不僅採納了的建議，還作出了撤銷毛前敵總政委的決定，張聞天根據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宣佈了這一決定。
毛回到住處，深爲紅軍的前途擔憂。
一旦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勢必會遭到土城戰役的結局，後果更爲不堪設想，這時已經是深夜了，但他決定再找周恩來最後爭取一下。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
“毛回家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裏提馬燈又到我這裏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的意見，打算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
遵義會議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周恩來接受了毛的意見，使毛有了轉機。
3月11日一早，周恩來接到新情報，增援的敵人到了，事實證明毛的判斷是正確的，看到情報所有人也都知道這場仗不能打了，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也就取消了，毛也復職了。
從毛提出辭職到重新擔任前敵司令部政委，沒有超過24小時。
“打鼓新場風波”引起毛的思索。
他向周w來、張聞天提出 ：軍事指揮不能處處搞“少數服從多數”，不能老是20多人討論來討論去。
指揮作戰，權力必須高度集中。
張聞天覺得毛的意見有理，他根本不懂軍事，可是卻要不斷地主持會議，討論來，討論去，最後按多數人的意見去辦。
如果多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難道也要執行嗎
天天要打仗，天天這麼討論，不是怡誤戰機，這肯定是行不通的。
事實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裏。
3月12日，中央政z局會議討論了毛提出的集中軍事指揮權力的建議，毛的建議得到一致通過，會議決定成立由周、王、毛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
當時，周恩來聽到毛提出要重組“三人團”，也確實嚇了一大跳。
前面因爲“三人團”的獨斷專行，給黨和紅軍帶來巨大的災難，纔剛剛過去，那麼深痛的教訓難道不深刻，怎麼要重組“三人團”
毛非常自信的說：我們這個“三人團”跟他們的“三人團”不一樣
很明顯前面的“三人團”是隻會打敗仗的“三人團”。
現在的“三人團”是能打勝仗的“三人團”。
周恩來此時也非常清楚，只有毛纔是能挽救黨、挽救紅軍的人。
而且周恩來聽到毛的提議，新“三人團”是毛、自己和王稼祥，他很清楚通過前幾年“三人團”的主要負責人經歷，他知道自己在軍事指揮才能嚴重不足，王稼祥也不懂軍事，毛又提出自己再次做總負責，讓王稼祥加入，也是希望自己和王稼祥能爲他保駕護航，讓他能更好的指揮紅軍作戰。
其實非常明顯，新“三人團”就是毛說了算。
正因給了毛絕對的指揮權力，才能最大限度發揮毛的領導指揮才能，才使得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奪得了全國政權。
沒有這個高度集權，也就沒有這個偉大成就。
有專家還提出，蘇聯在文化上，施行也是高度集中管理體制。
各種文化單位有國家包辦下來，文化上學術上的是非，往往有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人說了算，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由斯大林親自審定，才能出版。
其實這也沒什麼不好，文化也是應該爲國家的建設發展服務的。
對於官僚問題，很多人把這個歸結到集權體制上。
他們認爲，由於蘇聯的集權體制導致權力過度集中，從而使得蘇共的官員和幹部中飽私囊與貪污嚴重。
以權謀私在各行各業及各個領域氾濫。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 伴隨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執政者的年老體衰， 思想愈加保守僵化， 不思改革進取， 使蘇聯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暴露出來。在國家中誕生了一批特權階層，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有 300 萬之多， 約佔全國人口的1.5。
在蘇聯強大的官僚體制下，還形成了以蘇共官員和幹部爲首的龐大特權利益集團，從而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矛盾。
這一利益集團也成爲了蘇聯進行改革最大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