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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大地，幅員遼闊，豐富的物產和水土資源孕育出了偉大的古老文明。
但是，若論起礦產資源，恐怕就只能算作“地大物薄”了。
李曜已經參政議政了好幾年，當前唐朝境內的金銀銅匱乏到何種程度，她可謂是一清二楚。
依唐令，天下諸州每年常貢，皆應當爲本地土產之物。
如武德十四年，唐朝境內有上百處銅礦場，歲貢純銅六十多萬斤，按照後世的計量方法算下來，總共還不到四十噸。
隨着唐朝經濟的不斷繁榮，民間對“開元通寶”的需求量亦越來越大，可官府的銅儲量卻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只能默許以物易物，或以絹帛爲硬通貨，來彌補官方制錢數量的不足。
正如香山居士的賣炭翁裏面那段“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所反映出來的情況一樣，唐初價值還算尚可的絲織品，到了以後肯定會出現“錢貴帛賤”的現象。
而絹帛等絲綢恰恰又是大唐最爲重要的對外出口商品，所以“錢貴帛賤”很容易導致唐朝在互市交易裏總是相對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與此同時，隨着絹帛價值的降低，又會使得銅錢需求缺口的擴大變得越來越難以遏制。
爲了解決這種問題，傳統的辦法不外乎有兩種：一是降低法定貨幣的成色從而增加流通數量，二是限制和禁止民間鑄造銅器。
前一種辦法的弊端極大，完全可以說是“飲鴆止渴”。
官方開了鑄造劣幣的壞頭，在利益的驅使下，那民間自然也會跟進。只要市面上不斷出現私爐盜鑄的假幣，“開元通寶”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面臨錢幣流通的混亂局面，饒是官方出臺嚴刑峻法或以好錢換劣錢，到得最後也無濟於事。
至於第二種辦法，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由於受到“帛賤錢賤”的影響，作爲唐朝制錢主要材料的純銅成了保值品，從而造成銅與錢比價失衡。
嚴重如中唐時，甚至還曾出現過一枚銅錢沒有錢裏的銅值價的奇葩事兒，所以不難想象限鑄令和禁鑄令所起到的效果，無疑都是差強人意的。
李曜作爲先知先覺的穿越者，自然知曉唐朝當前這種單一貨幣體系存在着哪些嚴重缺陷。
以千年之後人們的眼光來看，似乎搞出幾家銀行，發行佔資源極少的紙鈔纔是這個問題解決之道。
要知道，如果沒有後世先進的防僞技術和堅實的金融基礎，結果只能如同宋、元、明三朝推行的紙幣政策那樣，不是被僞鈔衝擊得金融秩序徹底崩潰，就是濫發紙鈔，引發通貨急劇膨脹，民怨沸揚，以致天下板蕩。
所以，若想避免唐朝重蹈覆轍，讓華夏文明不走彎路，最穩妥的辦法便是按照已然成熟的財政制度，爲大唐建立一個金、銀、銅的三級貨幣體系。
當然了，在華夏的歷史上，想到這一貨幣體系的明君賢臣也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受限於國家的自身條件而根本無法推行罷。
因爲，與治下的人口相比，中原王朝這金銀的擁有量實在是太寒磣了。
比如隋唐時期的金銀產地主要位於南方地區，其中絕大多數金場、金坑分佈在嶺南道、劍南道那些道路崎嶇難行的崇山峻嶺之間，並且常年爲當地土著豪強所佔據，唐朝每年從全國諸州收取的貢金遠遠低於當地的產量，最多也不過二百餘兩。
而白銀比黃金的產地範圍要大一些，在武德年間，貢金之州有十幾個，貢銀之州則有三十多個，少數屬於江南道，多數集中在嶺南道，除了一、兩個州歲貢白銀可以達到五十兩以上，餘者平均僅有區區二十兩。
由此可見，唐朝每年收取的貢銀很難超過一千兩，只能將其當成貴重物品，而無法用來打造流通貨幣。
事實上，這幾年李曜也曾試圖憑自己的記憶去挖掘那些後世纔開發出來的本土資源，但在關中進行一番實地考察之後，結果令她大失所望。
這些富礦幾乎全是深層礦體，而且地形環境複雜，除非擁有先進的機械設備，否則根本無法進行開採。
如果李曜這“金銀年產可抵我大唐本土兩成”的說法無誤，並且礦場能夠直接歸官府所有的話，那麼“馬爾基安納”絕對稱得上是一個“聚寶盆”了。
所以，李淵聽了也頗爲動心，只略作思考，便問道：“此女何在”
對於正處於上升期的大唐王朝來說，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簡直不言而喻，李淵他可不認爲馬爾基安納遙不可及如今吐谷渾也覆滅在即，解除了河西走廊的外部威脅之後，西突厥必然會成爲大唐的下一個征服目標，而且唐軍連戰連捷，使他信心十足。
李曜隨手將樹枝扔到路邊，含笑答道：“居於懷遠坊。”
“好”
李淵顯然拿定了主意：“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等過了這兩天，爲父要好好瞧一瞧那位遠道而來的波斯公主。”
武德十五年九月十一日，波斯公主以斯媞杜赫特奉詔入宮面聖，被唐皇李淵賜姓李氏，封朱陽公主，贈食邑三百戶，並獲准在懷遠坊內開府，以斯媞自此改漢名爲“李思媞”。
耐人尋味的是，李思媞雖爲公主，卻得贈紫色襴袍、金玉帶、大纛、鼓吹、幡旗等，其待遇與唐朝的藩屬國王完全相同。
而得到老皇帝和護國公主撐腰的李思媞大膽地放開了手腳，整日拋頭露面，忙於聯絡那些寓居長安的波斯商賈和流亡貴族，就連許多粟特人得到消息，也跑上門去湊熱鬧，大多數人只爲一睹公主的芳容，飽飽眼福，但也有少數人帶着投機的心態，想要與李思媞認真地結識一番。一時間“朱陽公主府”的大門前車如流水，拜訪者幾乎絡繹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