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峽地區毗鄰吐蕃、羌、彝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這些少數民族部落肉食乳飲，日常消費需要大量茶葉，因而蜀茶是邊地貿易的重要物資，特別是賣給當時的吐蕃人，利潤極高。趙光義施行新茶法後，表面沒有對茶葉進行專賣蔡京上臺後才把茶葉弄成國有化的，一個敢把“封椿庫”的錢都拜掉的子孫，動茶葉的手腳其實顯得順理成章了，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花錢如流水的藝術敗家子形象相符，其實徽宗剛上位那會並不這樣，經略吐蕃，開疆擴土，弄得有聲有色，幾代皇帝沒辦到的，他都辦到了，這是何等的爭氣，這當然也與河湟地區羅廝吐蕃政權的瓦解有一定關係，至於後來爲什麼會那樣，有人說是受了蔡京的影響，蔡京的字寫的非常好，他就是因爲這一點才被宋徽宗看重的，俗話說文人相輕，在這位官家面前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說應了赴太祖滅南塘李煜後塵的讖語，李煜和宋徽宗一樣都是大才子；有人說這與他是藝術家很感性的性格相符，至於到底是什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這裏我們不妨說一個明朝萬曆皇帝與張居正之間與宋徽宗極爲相似的例子，張居正在的那幾年，萬曆其實挺勤勉的，後來張居正死後被對手潑污水，倒查清算，查出張居正背後那麼一破鑼事：給自己的兩個日子漏題，更是貪腐了不少的銀錢等等，詳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上面寫的很深刻，很值得一看的一部好書。萬曆後期基本慌於朝政，和他的上一屆喜歡帶兵打仗的正德是截然不同的，萬曆皇帝被宦官當權和蔡京把持宋朝廷幾十年宋徽宗只知道狎妓玩藝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許是因爲某種信仰的轟然倒塌吧，至於是什麼原因影響了宋徽宗前後如此大的差異，現在是不可能知道了，卻強行將蜀茶限制在蜀地內，在通往邊境的要道上設置關卡，以軍隊把守，完全堵住了民間以茶獲利的孔道。茶農售賣無門，只能將茶葉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官府，再由官府出面與少數民族部落交易，茶利盡數落入了朝廷的腰包。而百姓私自販茶一旦被查獲，就要處以流放，甚至殺頭的重刑。蜀地的井鹽也出產量特別大，太祖這麼做，無疑於砍去了蜀人的兩隻胳膊，也只剩下鼻孔苟延殘喘的活着了。川蜀成都平原一帶地狹民稠，百姓“耕稼不足以給”，多兼營紡織、採茶等副業。太宗陸續採取“博買務”、新茶法等新舉措，大規模地與民爭利，等於完全斷絕了這些人的生活來源，黎民貧困不堪，全然不能自存。一邊是當權者毫無節制的強取豪奪，另一邊，壓在蜀地百姓頭上的賦稅徭役等負擔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因“博買務”等加設機構而數倍增加，情況愈發惡化。太宗淳化年間，由於賦斂急迫，百姓失業，困頓無路，“於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後聚而爲盜賊，散而爲大亂”，民間起義不斷。
到淳化四年993年春季，川峽天災頻仍，餓殍載道，民不聊生，終於爆發了大衛立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茶農武裝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起義軍領袖王小波以“均貧富”的口號作爲號召，又利用後蜀國主孟昶在蜀地的影響力孟昶在當政期間造的鐵錢質量非常好，很受成都市井小民的歡迎，一入宋，粗濫製出的鐵錢大大貶值，可想而知，成都的升斗小民更喜歡孟昶這個皇帝，公然宣稱內弟李順即是孟氏遺腹子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其實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無非是想煽動這些老百姓，和陳勝吳廣魚肚裏藏書是一個意思。這次起義猛烈地掃蕩了四川地區的世族豪強勢力，掃除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經過這次急風暴雨的衝擊，四川地區世族地主或轉死於溝壑，或暴骨於郊野，或被鎮壓，或被驅逐.或成爲農民的階下囚。起義軍殺掉大批貪官污吏和世族豪強，使他們在許多城市裏的住宅與收藏財產的“地窖”悉被蕩平。“害物贖貨輩，皆爲白刃鑠，瓦礫積臺榭，荊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殘餘勢力受到了有力的打擊與清除。其實他們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攻下劍門川這個進入成都的門戶，讓宋朝的援軍很輕易的由劍門關再次進入了成都平原，可能也有安於現狀的因素在裏面，就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攻下江寧建立天朝，從金碧輝煌只有他一個男人的天王宮一直到最後服毒自殺去求天主來降罪給圍攻天京的曾國荃及手底下的這些清妖就只出宮過一次，好像是給東王楊秀清過壽還是封官什麼的，十多年出一次宮是什麼概念萬曆，宋徽宗和他比簡直是小兒科，可見那些小資產階級一旦當權了，其實都一個德行，甚至比那些荒淫的皇帝來得更過分，李順這段時間是個什麼樣子，其實可以從洪秀全身上不難看出同樣的端倪。當然乞丐出生的朱元璋是個例外，他手底下的那些猛人太多了，比如徐達，常遇春，劉伯溫，常茂，後來建立明朝有25位公爵，79位侯爵，再怎麼說他也是帶着明教來打天下的，此明教非金大俠比下的明教，而是摩尼教，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方臘的衣鉢，歷史其實很有意思的，金國被成吉思汗的元朝滅了，元朝被明朝的朱元璋滅了，明朝後來又被後金的努爾哈赤滅了，歷史就這麼一直的在循環，可見出來混總有一天要還的，由此贏取了大量民心，義軍勢力一度橫掃川蜀全境。不久，王小波在與衛軍對抗中戰死，妻弟李順繼續率部與官兵鏖戰，並一舉攻克川蜀政治經濟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權。太宗趙光義以心腹宦官王繼恩爲帥，調集大軍鎮壓。雖最終平定蜀地，但“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趙光義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詔，先是將責任推給了蜀地官員，道：“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又稱“自今而後，永鑑前弊，改弦更張”，終於放棄了對蜀地財富“剃頭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歡四川人，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稱爲“川子”，也即說四川人粗野放誕，不遵禮法，是一些好亂易動的奸惡刁民，當然也不排除某些險惡的用心，畢竟諸葛亮就是從那裏出來的，哪天那裏在冒出這麼個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太祖剛剛統一四川就發生後蜀降兵大起義；太宗末年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真宗初年又發生震動一時的王均兵變，短短30年間變亂頻生，使得當權者對四川頗爲反感。北宋朝中的輿論大肆宣傳四川乃亂民叢生的危險地帶。仁宗年間的詩人張俞曾描述外人對蜀中民風的看法，簡言之就是“奸訛易動”。梁周翰就對四川的地理、經濟、民風等進行了一番易於作亂的宣解：“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爲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爲域中之冠也。多獷敖驁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義蠹。”這樣，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構爲邊緣之地：這裏地形險要，人心險惡，根本不能與中原上國的淳樸民風相比。被權力中心邊緣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長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壓迫。把四川描繪成奸民險地的梁周翰，到蜀地爲官後對蜀民大搞嚴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後，仍理直氣壯。餘靖代表朝廷擬寫的給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彥博的制書，居然要他到蜀地後“勿貪寬厚之名”，這就是公然鼓勵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爲對付所謂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後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論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趕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遠不能回家鄉。王安石曾說：“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並妻子遷出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可見，蜀地被塑造成一個危亂之地後，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習慣性。更有甚者，天聖年間，益州知州程琳，因爲對四川祭神集會的風俗心存偏見，而製造了一件血腥冤案，當時“蜀民歲爲社，祠灌口神”，程氏卻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當做是“置官屬吏卒，聚衆作亂”，而“捕其首斬之，配其社人於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