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北門的一個小卒正倚靠在城牒牆根上打着盹，突然周圍響起了一陣地動山搖，振聵發聾的奔雷之聲，小卒慌忙立起身子往來成都府的官道上望去，只見煙塵滾滾，黃霧漫天，根本分不清那團塵雲中到底有多少人掩藏在期間，小卒慌忙朝女牆位置跑去，那裏放着一面銅鑼，也許是很久沒用過的緣故，上面佈滿了銅綠之色，用來敲銅鑼的梆子也早已不知所蹤，在城牆上看得分明的小卒此刻內心已如亂麻，渾身更是抖得不行，也許是被這種危險的氛圍所感染，他本能的突然吼着嗓子朝城內喊道：“有敵襲，有敵襲”
城牆作爲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禦外侵防禦性建築，中國古代城市的城牆從結構和功能分，主要由牆體、女牆、垛口、城樓、角樓、城門和甕城等部分構成，絕大多數城牆外圍還有護城河。從建築的原材料分，分爲版築夯土牆、土坯壘砌牆、青磚砌牆、石砌牆和磚石混合砌築多種類型。
“竭天下之力，困於轉輸，謂宜士飽馬騰，而連營菜色剛心”，宋朝耗資巨大的募兵成本，其結果就是國防建設的其他方面特別不足。這其中最致命的就是城牆缺乏修繕。宋朝除了首都之外，其他城市城牆高度有限。宋城牆除首都汴梁及州、府級單位的城牆高度在二十尺以上之外，也就是2丈以上之外，縣級城防除個別城牆，基本大部分在十到十五尺，甚至還有八、九尺高的城牆。也就是說，除了大型城池，宋朝的縣級單位城牆高度多數僅有34米高，個別縣城城牆高度還不到3米。34米高的城牆，其實還不如當時一根長槍長。也就是說，攻城者可以不用梯子，持長槍即可戳刺到守城士兵。在火器遠遠談不上成熟，以冷兵器爲主，弓箭爲主要投射武器、投石機仍爲攻城第一的情況下，宋朝的大多數縣級單位的城防其實形同虛設。
從守城錄作者陳規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他改修之前的城防是，“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即連城垛都沒有，人也沒法佔的禿牆一堵。這還不如很多後世的地主大院呢即便是缺乏攻堅能力的遼人，也是“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另外，宋朝城防又不同於唐朝。隋唐壁畫中，城牆上有大量的永備城樓，並不侷限與城門處。而宋城更多使用戰棚這類活動棚屋，原因很簡單，省錢戰棚其實是包裹城垛用的，並且能爲士兵提供下射射孔。另外，宋制戰棚高七尺，且可在戰棚上加厚三尺泥土。也就是說，戰棚可以提高城牆高度。這樣城牆加上七到十尺的戰棚，原本在高度上沒有實戰意義的，只有區區十來尺高的縣城城牆，上下一加，高度變成了二十餘尺，即兩丈多高，也算勉強可用了。戰棚作爲臨時附加在城牆之上的活動棚屋，並沒有考慮如何對抗中大型投石機。比如武經總要記載，戰棚對大型投石機缺乏必要的防護能力，“城上樓櫓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可以說，宋人在城防設計上，缺乏必要的安全冗餘，絕大多數城防並不具備對抗其宋朝同等攻城技術水平的軍隊。
而當“長於用砲”的金人殺來之後，這種城防體系就徹底宣告失敗。比如，金軍第二次攻擊開封時，“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飛石如雨擊”，“又飛火砲燔樓櫓”。顯然，宋朝內地那些數量衆多的低矮城牆，無力抵抗擁有這種攻城強度的敵人。因此，當沿邊要塞節點失守之後，內地絕大多數城市都無力構築堅固的城防。有城而無防，難以進行所謂的內線機動防禦，直接導致了“靖康之恥”的發生，國家迅速滅亡，整個皇族幾乎被一波帶走。而宋朝看似省錢其實缺乏安全冗餘的城防設計可以說是軍事上的罪魁禍首之一。
城門是城市內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築之規模、數量常依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來確定。爲了方便逃生，城門至少有兩道，再大一點的便是東西南北四道門，至於像衛朝的首府東京，還分外城和舊京城也叫內城，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內城方圓也有二十餘里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人口更是高達百萬，頂峯的時候差不多有150萬人左右，杭州當時的人口是三十二萬人以上，受邊患很少的成都是二十五萬人以上，當時這三處被稱爲北宋三大城市。
現在重點說說東京，河南洛陽，唐時定都的長安，趙匡胤開國的時候本來想將首府整體遷移到洛陽去的，畢竟洛陽兩面靠山，軍事防守環境肯定比開封要好上一大截，防守的軍隊也不用那麼多，不像東京需要在大平原上防守四面，只是北宋當時剛剛立國，連連征戰，國庫空虛，如果將東京的官職人員全部移到長安，便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趙匡胤考慮了很多年，最後還是放棄了，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東京的漕運條件，在中國古代社會，受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運輸狀況的制約，漕運物資能否有效地供應京師，直接關係到國家中樞機構的安危存亡。開封地處運河與黃河的交會點上，可謂交通便利、貿易興盛的水陸之埠。北宋末期，皇帝昏庸，貪官污吏橫行，民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過靖康之難，最終疏於治理的黃河，將東京這座當時最大的都城，埋入了滾滾黃泥河沙之中，現在的開封並不是在原址上建成的，隔着原來繁華無比的東京有一段距離。
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說，開封地處黃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這對於經濟重心南移之後主要依靠南方漕糧接濟的集權王朝來說，無疑具有建都的優勢。而這也正是北宋統治者戰略思想的着眼點：即依靠便利的漕運，接濟京師，以供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禁軍。北宋時期的東京，漕運網絡遠比洛陽、長安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廣濟河流貫城內，並與城外的運河系統相銜接，環繞京畿合稱“漕運四渠”。
漕運四渠分別流向不同的方向，文獻通考國用考中說：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化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自廣濟河至京師。這四條河流將全國的水運網絡聯繫成一個整體，對東京這座城市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運線，也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命線。作爲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都市，城內上百萬軍民的生活物資大都通過水運而來。而東京城內的手工業原材料、商品等大都通過水運而來，又通過水運發往全國各地。另一方面，全國各大水系在東京交會，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網絡，在京城內，汴河、廣濟河、惠民河、金水河互相貫通，黃河連通運河，汴河連接淮河、長江，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憑此緊密相連，真正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水運體系，各地物資實現了大交換、大彙集。東京開封的商業佈局，因運河表現出全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