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軍事實力本來不差，建國之初和遼的軍事競爭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達成“收復燕雲”的戰略目標，是因爲遼本身已經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大國這個發展趨勢開始於唐中期，當時的東亞地區經歷了一個各民族政權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漸趨向諸強並立的過程，遼的建國和發展就是這個趨勢的集中體現。而北宋在伐遼之役中犯下的很多軍事錯誤，也不是現在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兵將分離”“看着陣圖作戰”，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隊不聽中樞指揮貪功冒進。這也是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軍隊悍勇輕鬥、富於冒險性的軍事風氣的延續，而非所謂的“積貧積弱”“宋太祖爲了保皇位收兵權不惜削弱軍隊戰鬥力”造成的。
北宋的滅亡原因靖康之恥，其實就是當時的皇帝頂層官僚犯了一系列豬都不會犯的錯誤蠢死的。比如該守的時候不守該跑的時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圍城之前的好幾個月不整頓防務，反而貶斥李綱同時大搞內鬥，甚至天真的開始清算曆史問題所謂“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戰最關鍵的時候弄一幫道士到城頭跳大神；城破以後金人一度不敢下東京外城城牆，但皇帝偏偏要去金營親自請降還去兩次結果終於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脅迫皇帝納降了，掌權官員還在東京城內大搞維和鎮壓自發組織起來反金的百姓和士兵，並且替女真人搜刮錢物人口不遺餘力，等等等等。
至於爲什麼當時的朝廷能集合這麼一幫蠢人作這麼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話，最遠需要追溯到王安石變法期間，神宗皇帝爲了集權對當時政治體制的破壞。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構中，文官集團通過對宰相權力的加強和臺諫等渠道，對君權的約束是很強的，所謂“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在當時並非虛語。簡單點說，就是當時的皇帝並不能想幹嘛就幹嘛，很多事情必須文官集團集體通過，才能落實到執行層面。這樣的決策機制當然會在效率上有損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證政局穩定和不出大錯。但到神宗朝，宋神宗爲了推行變法，對前朝遺留的這些政治制度進行了很多改動比如削弱相權，削弱對“御筆內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審覈、駁回機制，清洗臺諫，甚至間接支持、鼓勵搞文字獄和黨爭等，極大的削弱了這些約束。然後這種改動的影響持續到了徽宗朝，並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遠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寵臣們搞的更糟了當時宋徽宗寵信的權臣蔡京順着神宗改革的勢頭，進一步強化了徽宗“御筆”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決策均決於“上意”，於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種集體決策機制到此基本名存實亡；而蔡京本人則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賴的優勢，屢屢借“御筆”推行自己的意圖，把持了朝政，同時還繼續搞比起神宗朝更沒底線更離譜的黨爭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黨禁”。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了徽宗朝人才選拔機制敗壞，朝堂上羣小並進，最後形成的上層官僚集團既無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線，更無戰略眼光，因而才能湊出一幫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後和皇帝一塊兒屢屢上演前面所提及的開玩笑一樣的鬧劇，最終把一個有錢有兵有人心的大國生生玩死了。
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體制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沒能維持住前中期較爲良好的集體決策機制和政治風氣。其中後期對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動太過輕率，把本來趨向於集體決策的決策機制又扭回了君主獨斷的路子上；並且開了不好的口子之後，又進一步被有手腕無公心的蔡京等權臣利用，最終導致整個政治體系的頂端都爛掉了。而且這種爛還真不是體現在沒有行動力上，而是體現在沒有制約、沒有合理、通暢的批評和糾錯機制，所以順則百順這裏再補充一點：其實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對外對內事功都不少，對角廝羅河煌地區和西夏的作戰也是屢屢大勝，真接着打下去的話很可能會打通河西走廊當然這是之前幾代皇帝攢下的家底而並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締造的戰果，所以說順則百順；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機，頂層領導者的判斷稍有差池，整個體系就會像雪崩一樣瞬間崩潰，這是“來自上層的崩潰”。而不是源於基底的潰爛或純因外部壓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不是錢不夠，不是兵不夠多不能戰，也不是沒有人才，甚至不是沒有組織動員能力和凝聚力這裏再舉一例：靖康年間北宋京師被圍，勤王軍中除了官軍還有很多是自發應詔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從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趕到東京的。考慮下當時的技術條件交通條件，很不錯了，是體制和體制頂端的領導集團出了問題。至於體制又是怎麼出問題的，是因爲具體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目光短淺、私心自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和相互利用。
宋朝的兩大燒錢單位：官和兵。在宋代你只要進入官員這個系統，那麼無論你是在職還是退休、是賦閒還是致仕，你都會有大把的銀子拿。而且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是宋朝官員的工資之高。
我們舉例說一下包拯的工資：每月糧三十石，其中米和麥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乾草四十捆；冬天外發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發“公使錢”一千五百貫、“添支錢”一百貫。
包公還有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這個額外享用朝廷無償劃撥的職務耕地二十頃二千畝，允許收租，不繳國稅。按每畝租米一石預算，這個進項達二千石。包公每年的年收入有銅錢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麥一百八十石、綾十匹、絹三十四匹、羅兩匹、綿一百兩、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乾草四百八十捆。把這些東西全部依照當時的市價折算成銅錢的話，包公每年的收入大約在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貫。
而一個普通宋朝人一年的收入只有250貫左右，對於武大郎這樣賣炊餅能迎娶白美金大嫂來一次金屋藏嬌，能在縣城主要街道能夠買一棟二層的小別墅，這賺錢能力不容小覷。
宋朝爲了社會安定，豢養起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軍隊。據統計，在北宋仁宗時期，宋朝軍隊數量達125萬，而司馬光資治通鑑裏提到唐玄宗開始窮兵黷武的天寶年間，天下鎮兵數量是49萬。這支軍隊佔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除了一部分常年在邊境作戰的邊防軍士兵外，大多數士兵的整體軍事素質相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