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這種變異的心理跟他的成長環境有着極大的關係。他從小家境貧困，住所偏遠，母親是一位狂熱的天主教徒。對自己的子女採取一種近似於精神虐待的教育方式。她每天固定替兒子們上聖經課，不斷提倡信上帝的重要及罪人會下地獄。同時，她恐嚇兒子們女人是危險的，沉浸女色是不道德的，用各種方法嚇阻兒子們對異性的興趣。這件事導致蓋因直到老死都不曾結婚，也不曾跟女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在生命中的前半段都循規蹈矩，除了在自家農場工作之外，偶爾會到鎮上打零工賺零花錢，在鎮民眼中是個安靜古怪，害羞善良的男人……”
“……然而，平靜的生命出現變數開始在他三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過世了。接着他的哥哥死於一場倉庫火災。最後，他最愛的母親，在一九四五年死於中風。就這樣，四十歲的蓋恩突然發現自己孑然一生。他在世界上再也沒有親人，沒有同伴，更沒有妻子和兒女，他唯一擁有的，是一座貧脊農場和空虛的人生。他和世界的疏離感越來越強……”
“……結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沒有像他母親生前盼望的那樣成爲羔羊一樣純潔的人，而是蛻變成了一個的十惡不赦的殺人魔。被捕後他並沒有被定罪，而是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終老一生。那種與社會嚴重的疏離感，與強烈渴望的被認同感，使他做出了那些常人無法理解而他自己卻不以爲意的罪惡手段。也許在他眼中，是把那些的受害者的遺骨當做了陪伴自己的親人和朋友。”
“你是說這起案子的罪犯也有類似的生活經歷？”慕容雨川問。
羅炎麟說：“雖然中國和美國存在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是人的心理認知，以及個人與社會的基本構成關係是一致的。所以，這起案件的罪犯，他的所作所爲，至少能夠說明他是一個與社會嚴重脫離的人。還記得我爲你們對罪犯行爲進行的心理畫像嗎？在這裏我要補充一點，罪犯不具備正常的社交能力。他的社交圈可能相當侷限。譬如說，只跟家人，或者一兩個熟人交往。這種人不會有穩定的工作。考慮到他作案時間很靈活。估計他是一個待業人員。如果那樣的話，他應該有家人爲他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
“那他剪小孩的手指又是爲什麼？”陸小棠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