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到我們自身，我得說我們在房屋上也有優勢，那就是選址自由，空間自由。無論是聽鸝館還是仿膳飯莊，他們要是換個地方那還是聽鸝館和仿膳飯莊嗎？不行啊，幾十年的名聲積累，公衆所形成根深蒂固的認知，都已經把他們牢牢栓死在了頤和園和北海之內，他們是不能挪窩的。”
“可我們就不一樣了，我們沒有這樣的限制，無論是天壇園內還是天壇園外，我們選哪兒辦飯莊，其實都可。而且我們沒有罈罈罐罐的束縛，想怎麼裝修就怎麼裝修，完全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需求，去規劃設計飯莊空間上的使用方式。”
“說實話，目前天壇北門和北神廚這兩處，各有各的好，又各有各的侷限。大家爲了怎麼選，選哪一處，頭疼已久。我現在就有了個新的提議，能徹底解決大家苦惱。我們
到了中午，他累得腰痠背痛手抽筋兒，實在懶得熱剩飯菜，嘴又饞了。
便一人溜達出家門，想外面喫口省事的。
京城有個順口溜囊括了京城各處繁華鬧市。
叫“東四西單鼓樓前，王府井前門大柵欄，還有那小小門框衚衕一線天”。
小小門框衚衕能有如此響亮的名頭，也混在其中，憑藉的就是小喫。
實際上連門框衚衕在內，包括和他相連的廊坊一條、二條、三條，幾乎都被小喫店佔滿了。
什麼滷煮火燒，爆肚兒、餛飩、餡餅、餄絡、貓耳朵啊，樣樣京城人喜歡的本土風味兒都有，口味地道得很。
絕不是後來那些所謂的京城旅遊打卡聖地。
淨賣什麼老京城炸蠍子、老京城天府豆花、老京城脆皮香蕉、老京城蝦扯蛋之類的“外地人懵外地人一條龍”，所能比的。
所以走在奔門框衚衕的路上，寧衛民這心裏就琢磨啊。
到底是來點肉餅喝粥呢？還是來盤炒餅就蒜呢？
肉餅吧，顯得膩煩，炒餅又有點太素。
於是最終決定，乾脆還是門框衚衕的瑞賓樓喫褡褳火燒去。
褡褳火燒是京城瑞賓樓獨有的麪點。
其口味類似鍋貼，但形狀不同。
因其長條型，用筷子夾起時可對摺，類似古代背在肩上的褡褳，故名褡褳火燒。
而瑞賓樓最有名的招牌小喫就是豬肉大蔥餡兒的褡褳火燒。
其獨到之處不但在於餡兒香，關鍵是油煎的火候了不得。
瑞賓樓的師傅能做到顏色金黃，焦香四溢，偏偏丁點也不糊不黑。
寧衛民覺着要來上三兩這玩意，就着個涼菜，喝點兒散啤。
那絕對是又解饞，又清爽啊。
但可惜的是，想得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實現又是另一回事。
或許最近撞克什麼髒東西了。
寧衛民工作着落不如意吧，就連這麼個小小的願望也沒能實現。
敢情一到了地方他就發現，本來就不寬綽的衚衕全都淤了。
不知多少人抻着腦袋往瑞賓樓裏看熱鬧。
就見人羣聚焦的飯館開票櫃檯那兒，居然是鄰居邊家的二兒子邊建功和瑞賓樓的人幹嘴仗呢。
“……廢什麼話你？一碗啤酒搭一個菜，你要買就買，不買你走人，瞎叫什麼勁啊你”。
飯館的服務員已經顯得極不耐煩了。
但邊建功卻橫眉立目非要據理力爭。
“嘿，憑什麼啊。報紙上可登了，說不許這樣幹，你們怎麼還這樣啊？”
“報紙登了你找報社買去，我們這兒就這樣。”
“你說的到輕巧。一碗散啤多少錢？一個菜多少錢？你們這麼搭着賣，誰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來水便宜，‘撅尾巴管兒’去啊。啤酒供給不足，這又不是一天兩天了。你別沒事找事兒好不好？”
“你怎麼這態度啊？你再跟我這麼說話，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們頭而去，他就後頭呢。快去。快去……”
這麼一聽，也是巧了，邊建功居然是跟頭些日子院兒裏的羅師傅一樣，也是爲了買散啤的事兒急眼了。
但區別在於，羅師傅氣的是飯館私自漲價，多加了兩分錢。
到了邊建功這會兒，情況顯然更惡劣了。
看這意思，因爲緊缺，飯館已經不單賣啤酒了。
顧客想喝，必須得得搭售一個菜纔行。
不過話說回來了，飯館這邊也有飯館的苦衷，負責開票的這位也有人家的無奈。
因爲這就是市場供需不匹配導致的矛盾，商品價格又不敢一下子放開的必然結果。
誰也沒轍。
要說起啤酒這東西啊，其實老京城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待見它的，對這玩意有一個相當長的適應過程。
像建國後，除了少數家境優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對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數人不僅品不出它的香味兒和殺口勁來，還諷稱其爲“湯藥”、“馬尿”。
後來到了六十年代初，因爲散啤價錢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們因爲囊中羞澀勉強自己改變口味，從不接受到逐漸接受。
結果適應了就一發不可收拾，因爲從本質上說，散啤還是一種癮品。
於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費增長的黃金時代。
就這樣，京城的人們開始愛上了它，然後就變成了趨之若鶩的“追捧”。
只是雖然喝得人越來越多了，啤酒的產量卻沒能隨之增長。
很快，人們就發現市面上“散啤”變得越來越不好買了。
價格也從兩毛一升，兩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漲到了現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幾乎所有老少爺們都已經把打一暖壺“散啤”，當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時的京城卻還是隻有兩家設備陳舊的老啤酒廠。
一家是民族資本“雙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廠”。
一家就是過去小鬼子“麥酒株式會社”改的“京城啤酒廠”。
這兩家啤酒廠哪怕開足最大馬力，一個月也只能生產不到三千噸啤酒。
如果按照當時京城四百餘萬人口計算，每人每月還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這麼一點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場上去。
因爲大部分生產出來的啤酒都賣給了協作單位，沒有進入市場。
還有一部分是專門供應特殊商業系統、大賓館和政府招待所的。